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于3月4日（星期六）上午10时正，在该会会所举办一场新书发表会， 二本新书为: 汤嵋厢《记忆里的老歌声—砂拉越泗里街广府歌谣》及阮光安《在盾上也在心中—从吴岸诗歌看砂华文学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书写》。当天，出版与翻译委员会主任陈锡监受邀致词，两位新书作者也分别上台与大家分享他们的著书心得及体会。会上文协也赠送新书给数个文教机构，并安排新书签名会让作者与参与的文友相互交流 。

陈锡监：砂文协出版逾百种书籍，冀支持本土著作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与翻译委员会主任陈锡监表示，在这30多年来，该会已出版了超过百种书籍，主要是文史方面的论述及编著，虽然不敢说成果丰硕，但在推动砂拉越华人出版工作方面，也算尽了一些绵力。

他称，文协自成立以来，便将出版砂拉越本土书籍列为该会的其中一项重点工作。

他指出，值得欣慰的是，砂拉越还有不少文化及学术团体也与文协一样， 在出版工作方面，投注了不少力量。

他续称，这一切再配合砂华写作人及研究工作者的努力耕耘及钻研，使他们对未来砂华学术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字资产的出版及保存前景，抱持了更大的信心及期待。

陈锡监也表示，砂拉越这片美丽的乡土，孕育了不少杰出的写作人，长期以来在创作条件及研究环境较欠缺之情形下， 他们仍能坚持不歇，交出了不少成绩，确实令人钦佩。

他希望大家能多支持砂拉越本土著作，给予本土写作人及文史研究工作者更多的鼓励，让砂华文化能不断滋长，散发更多的光芒。

“今后文协也将继续资助本土作品的出版，以充实我们的文字资产。”

他在该会主办的《记忆里的老歌声—泗里街广府歌谣》及《在盾上也在心中—从吴岸早期诗歌看砂华文学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书写》新书发表会上致词时，这么表示。

陈锡监称，今天要发表的2本书，一本是汤嵋厢的《记忆里的老歌声: 砂拉越泗里街广府歌谣》， 另一本是阮光安的《在盾上也心中：从吴岸早期诗歌看砂华文学现实主义及民族主义书写》，每本书的完成，其中都有编作者的无数心思及时间的投入，这2本书当然也不例外。

“我迫不及待想听一听作者跟我们分享他们在撰述及编纂过程中的心得体会，相信必然能给我们的文友， 还有文协的出版工作一些启发。”

汤嵋厢：提4建议，推动方言及歌谣

《记忆里的老歌声：砂拉越泗里街广府歌谣》新书作者汤嵋厢建议民众大力去保存及鼓励方言的应用，教导年轻一辈学会听与说方言。

她也建议社团组织及学校等单位开设文化民俗课，特别是华文独立中学，因为文化民俗课是在一般的课堂上，无法学习得到的。

她亦建议各造去搜集、研究及出版各方言的歌谣，以及创作方言歌谣。

她表示，各个方言的歌谣具有保存的价值，因为大家可以透过方言歌谣中，了解当代社会的现实、理解人们的心理状态、欣赏艺术与民俗的结合，以及认识民族特色与传统。

她解释，广府歌谣的特点有6项，分别是新会（三江）话清脆、押韵，单音字古汉语词丰富，方言俗语具有生活气息，反映广府文化，谐趣，以及朗朗上口。

汤嵋厢在新书发表会上分享时，指出其著作中的广府歌谣，一共记录了60首歌谣，其中可以分类为童谣、苦歌、仪式歌、情歌与洗口角。

她续解释，童谣是适合儿童吟唱的歌谣，大多与游戏有关，数量最多，共有32首，苦歌是属于诉苦歌谣，有反映控诉重男轻女的观念，也有轻叹生活的拮据，共计12首，仪式歌只收录哭嫁歌与贺词，共有11首，情歌内容含蓄，只有2首，而洗口角是指诙谐或占人便宜的歌谣，有3首。

她分享她在收集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的事迹，包括从不认识到相识、录音、录像、反复聆听、笔录、方音与汉字的确认与对应、整理、分析、归纳及编撰成册。

汤嵋厢指出，在这本新书里面的60首广府歌谣，都是开始与不认识的人交流，厚着脸皮去询问，在多方打听后遇到了懂得唱广府歌谣的人，再经过交流会彼此互相认识，接着就开始进行录音与录像的工作。

她称，在录音与录像之后，需要反复的去聆听来确认方音的词汇与发音，然后就需要在方音与汉字方面进行确认与对应。

她表明，整理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遗漏的情况。

《记忆里的老歌声：砂拉越泗里街广府歌谣》新书作者汤嵋厢在讲解有关广府歌谣的特点。

阮光安：融入過程中需做出取捨 華人根據時勢調整世界觀

《在盾上也心中：从吴岸早期诗歌看砂华文学现实主义及民族主义书写》新书作者阮光安表示，吴岸书中的现实主义不仅仅是文学的表现，更多的是生命的再现。

他称，从民族主义方面，他更多的是看砂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来探索砂拉越华人的身份认同，以及民族的世界观。

他以他族认为的华族为角度出发，看待华人在砂拉越历史的痕迹，如从布律克时代到二战时代，再到殖民地时代，直至马来西亚的成立，在整个阶段中，华人是如何反映出政治与历史变化，“华人做了什么，想了什么，说了什么。”

阮光安指出，华人会根据时势来调整世界观，也就是开阔的民族主义，即华人在地化的过程中，会可以的去淡化身份，尝试将自己融入家国的一份子，当然在融入的过程中，需要做出一些的取舍。

他说，在华人坚持了什么，放弃了什么之中，反映出华人是如何在波涛汹涌或是风平浪静之中，如何的自处与生存，也就是华人如何在砂拉越这个地方安身立命，如何的再建构自己的身份，如何去重新定义华人之所以是华人的身份，包括砂拉越华人及马来西亚华人的定义。

阮光安在新书发表会上分享时，表明他是以东西马的轨迹与发展的差异作为切入点，来看待砂拉越华人文学。

他续称，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概念里面，砂拉越华族的生态在结构与整个意识形态上，都有一定的差距。

“如果我们从中国、港台澳的华文文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砂华文学的可能性，是如何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大范畴里面自立门户。”

他表明他以此选择了砂华文学，而且最大影响他的概念，就是书写婆罗洲，至于选择吴岸，而且还是吴岸早期的行诗，是因为砂拉越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有一定的关系。

他以在盾上也心中为标题，是要呼应吴岸于1962年出版的《盾上的诗篇》。

他说，从50年代至70年代，砂拉越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在动荡的年代中，华人是如何的自处，如何在砂拉越的这块土地上，确认民族的身份。

阮光安以现实主义及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去探讨吴岸的行诗，发现里面的现实主义并不简单。

他指出，在地的书写可以看到砂拉越华人的自我意识及乡土情怀，就是认可这块土地，将这个块土地认为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葬于斯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就是自己的祖国，就如吴岸的祖国就是砂拉越一样。

他也表示，在吴岸的行诗中，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异象，“就是大陆是父亲，砂拉越是母亲，所以我们是大陆父亲与砂拉越母亲生下来的子孩子们。”

他续说，其中一句话这么表示，现实主义就是现实的生活，将建构文学的再现，因此他就以这个角度去分析吴岸书中的现实主义。

阮光安称，这本书是他于2011年至2013年在清华大学进行硕士研究时的一个思考，当时候他就想到，在北京研究，能够做的就是提升砂华文学，因为当时砂华文学在马华文学之中，是处于边缘地带。

他续称，中国北方对于东南亚的华文文学没有很大的重视及学术研究，因此他就本着身为砂拉越华人，就为砂拉越华人做些什么。

“当时我离开了砂拉越，当我回头看砂拉越时，由于距离及角度的不一样，我看到及想到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方面，就以此展开研究。”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与翻译委员会主任陈锡监（左二）代表赠送2本新书予诗巫省华团，由秘书长劉錦虎代为接收，左三及右三分别为新书作者汤嵋厢与阮光安。

2本新书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上签名，左一及二分别为阮光安与汤嵋厢。

文友们出席2新书发表会，并聆听作者的分享。